毛泽东与麻将
















     打麻将曾经是毛泽东所喜爱的一项娱乐活动。工作之余,他常常以打麻将来消遣。在延安时期,他经常和叶剑英及他的政治秘书师哲等人一起打麻将。
     别人打麻将是聚精会神,专心致志。毛泽东则不然,他从不把任何娱乐性活动视为单纯的休息,他经常一边打牌,一边不停地吸烟,同时在脑海里思考着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一旦他的问题思考成熟,即使是活动刚刚开始或大家玩兴正浓,他也会立即起身,匆匆离席而去。倘若问题没有思考出结果,他就会在牌桌上一直 “ 泡 ” 下去。
     有时,毛泽东打麻将特别健谈,他能从麻将的排列组合中找出辩证关系,进而借题发挥,向大家讲述一些引人深思的哲理,使人在娱乐中受到教育。
     一次,毛泽东和叶剑英等同志一起玩麻将,第一盘开始,毛泽东就幽默地说: “ 咱们今天 ‘ 搬砖 喽! ” 同志们以为他是随口说笑话,都没有在意。毛泽东发现大家没有理解,就解释说:打麻将就好比面对这么一堆 “ 砖头 ” ,这堆砖头就好比一项艰苦的工作,不仅要用力气一次一次、一摞一摞地把它搬完,还要开动脑筋,发挥智慧,施展才能,就像调兵遣将、进攻敌人一样,灵活利用这一块一块 “ 砖头 ” ,使它们各得其所,充分发挥作用。你们说对不对?同志们听后才明白了他一再说的 “ 搬砖头 ” 的含义,都笑了起来。这次打麻将一连打了数盘,毛泽东越打越有兴趣。他边打边说:打麻将里边有辩证法。有人一看到手上的 “ 点数 ” 不好,就摇头叹气,这种态度,我看不可取。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打麻将也是这样,就是最坏的 “ 点数 ” ,只要统筹调配,安排使用得当,也会以劣代优,以弱胜强。相反,胸无全局,调配失利,再好的 “ 点数 ” 拿在手里,也会转胜为败。最好的可能转变成最坏的,事在人为!说到这里,他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
     另一次,毛泽东竟把麻将同反对封建迷信联系了起来。他说:麻将和神一样,都是人做的,目的都是用,不过用处不同,人们打麻将是为了消遣娱乐,而神则不同。人们创造神是为了征服自然,主宰世界,借它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比如人们创造的龙王就是为了让它上天行好事,四方呈吉祥。
     毛泽东还曾巧妙地借助麻将的术语做统战工作,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刘斐,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代表国民党到北平同共产党人谈判。和谈失败后,刘斐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是留北平呢?还是回南京?一次宴会上,他和毛泽东谈话时,以麻将为题,试探着问道: “ 打麻将是清一色好还是平和好? ” 毛泽东想了想,笑着答道: “ 清一色难和,还是平和好。 ” 刘斐豁然领悟: “ 平和好,那么还有我一份。 ” 就这样,毛泽东的一席话终于使刘斐下决心留在了北京。摘自《书刊报》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0 年 07 月 08 日 第四版 )

 

毛泽东玩麻将多妙想


 


    毛泽东兴趣广泛,在日理万机中会忙中偷闲。他喜欢听京剧、游泳和打乒乓球等。毛泽东也爱打麻将,在他的遗物中就有两副麻将牌,一副为牛骨质地,橙色,装在有金属搭扣的棕色牛皮箱中;另一副为塑料质地,呈淡绿色,装在带拉链的棕色牛皮箱中。
    那么,麻将在毛泽东的生活中,演绎了一些什么故事呢?

“十三不靠”吵吵闹闹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日夜操劳,加上生活条件艰苦,保健医生马海德担心他这样长期工作身体会吃不消,就想用打麻将的方式来松弛毛泽东的神经。可是毛泽东打麻将也像指挥战斗一样全神贯注,马海德就不断地想办法分散他的精力。
    后来,马海德发现毛泽东最不喜欢“十三不靠”。因为这是一种很怪的打法,特点是全靠自己摸牌,只有和牌时可以用别人打出来的牌来和。为了凑这个不靠,打牌的人经常在手里捏着别人需要的牌久久不放。毛泽东说这种打法既没有学问,又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可马海德偏偏就总爱打“十三不靠”。
有一次,马海德捏着毛泽东要和的牌不放,这一把被别人和了。毛泽东嗔怪道:“都是老马打十三不靠闹的,你就不能打别的牌吗?”马海德笑眯眯地说:“这也是你们教我的呀!不然我就不会打十三不靠。”毛泽东马上接上说:“那不行,以后我们打牌取消十三不靠。”马海德调皮地说:“取消十三不靠,我就不跟你们玩了。”
    两个人像孩子似的争个不休,最后还是毛泽东让步了,他无可奈何地说:“好,好,就打你的十三不靠吧!真是怪人打怪牌。”
    结束打牌后,毛泽东轻松地伸伸胳膊。马海德说:“怎么样,主席,争争吵吵,比干打八圈开心多了吧!”毛泽东恍然大悟,笑着说:“亏你老马想得出来。”马海德说:“这对松弛你的神经有好处,否则你打牌脑子也不休息,怎么行啊?”毛泽东双手抱拳打趣地说:“那就感谢博士了!”

笑言刘斐“平和”好

    1949年,当国共谈判代表在北平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之后,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接见国民党谈判代表刘斐和黄绍竑。那天天气晴朗,风清气爽,但刘斐的心却阴霾重重,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无着。
毛泽东锐眼识人,在接见的过程中,毛泽东以拉家常的方式与他们交谈,这使刘斐紧张的心情和缓了许多。后来毛泽东留他们一同进餐,边吃边谈。当谈到个人爱好时,刘斐借机向毛泽东试探道:“你会打麻将吗?”毛泽东随口答道:“晓得些,晓得些。”刘斐接着问:“你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毛泽东反应敏捷,立即明白了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笑着答道:“平和,平和,还是平和好,只要和了就行了。”
    这一语双关、意味深长的回答解除了刘斐的许多顾虑,从而增强了他向共产党靠拢的信心。于是,刘斐满意地笑道:“平和好,那么还有我一份。”后来,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破裂。刘斐真的定下决心,留在了北平。此事一时传为佳话。

玩麻将时常突然告退

    毛泽东打麻将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单纯为玩而玩。他在紧张的读书、工作、写作之余打打麻将,寓工作于娱乐之中,把打麻将看成带休息的思维和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偶尔也打打麻将,可是当大家正打在兴头上时,他常突然站起来告退,使大家不知所以然。后来大家才弄明白,原来,毛泽东打麻将既是为了换换脑筋,也是为了清理一下自己思考问题的思路。而在他站起来时,就是已弄清或发现了一个正在考虑的关键问题,故而急忙起身,继续工作。据说这个习惯是他在战争年代养成的。

“搬砖头”中有辩证法

    毛泽东勤于思考,善于对世间事物进行比对,常能从平凡的事情中悟出许多道理,并把它们和现实社会的政治生活联系起来。就是从打麻将上,他也常会借题发挥,讲一些引人深思的哲理。
有一次,毛泽东和叶剑英等人打麻将。开始时,毛泽东幽默地说:“咱们今天‘搬砖头’喽!”大家以为他只是随口说笑而已,谁知他又连说了几遍“搬砖头喽”、“搬砖头喽”!
    毛泽东察觉到在座的人不理解,就解释说:“打麻将好比面对着这么一堆‘砖头’。这堆‘砖头’好比一项艰巨的工作。对这项艰巨的工作,不仅要用气力一次次,一摞摞地把它搬完,还要开动脑筋,发挥智慧,施展才干,就像调兵遣将,进攻敌人一样,灵活运用这一块块‘砖头’,使它们各得其所,充分发挥作用。”
    大家这才明白他说“搬砖头”的含义,都笑了起来。毛泽东接着说:“打麻将有辩证法,有人一看手中的‘点数’不好,就摇头叹气,这种态度,我看不可取。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打麻将也是一样。就是最坏的‘点数’,只要统筹调配,安排使用得当,会以劣代优,以弱胜强。相反,胸无全局,调配失利,再好的点数拿在手里,也会转胜为败。最好的也会变成最坏的,最坏的也会变成最好的,事在人为!”说到这里,毛泽东爽朗地哈哈大笑。
    还有一次,毛泽东把麻将同反封建迷信联系起来,他说麻将和神一样,都是人做的,目的都有用,不过用处不同。人们打麻将是为了消遣和娱乐,而神则不同。人们创造神是为了征服自然,主宰世界,借他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人们创造的龙王就是为了让上天行好事,四方呈吉祥。

摘自福州《福建党史月刊》


邓小平在庐山


  作为一座政治名山,庐山留下了近代历史上许多政治家的身影,许多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也发生在庐山。一代伟人邓小平虽然只有一次登上了这座风光旖旎的名山,但由他部署或起草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 “ 工业七十条 ”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 “ 高教六十条 ” )以及对当时粮食问题的重要批示,都是在这次的庐山会议期间通过的,他为国家前途和经济建设掌舵的英姿永远留在庐山人民心中。


住进了洋人的别墅


     1961年8月,中共中央工作会在庐山召开。会议期间,庐山管理局接待处的接待人员分成7个小组,每个小组有1名生活管理员,下面共有8名工作人员:3名厨师、2名服务员、1名司机、1名警卫、1名采购员。按房间分别接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七个常委。会议开始了近一个星期,当时正在周恩来总理的别墅里工作的杨基友,临时接到了接待另外一位首长的任务。直到首长到达之前的三个小时,杨基友才知道他要接待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
    杨基友和当时的庐山管理局书记楼绍明等7人接到通知后排队站在庐山疗养院286号别墅门口迎接。大约25分钟后,一辆 “ 苏吉姆 ” 轿车驶来,邓小平偕夫人卓琳走了下来。楼绍明介绍了生活管理员杨基友,邓小平和夫人一一与大家握手。从炎热的山下过来,看着绿阴下小巧的西式别墅,邓小平高兴地说: “ 这个地方好凉爽,这栋房子以前是谁的? ”
    杨基友告诉首长,这栋房子是1903年由美国传教士科奇南建造的,现在是庐山疗养院的。
    邓小平高兴地说: “ 以前是洋人的,现在是人民的。 ”
    这时,秘书下车来拿东西,卓琳催首长进屋休息。杨基友向首长介绍了工作人员,并询问了首长的生活饮食习惯。杨基友说,庐山气温变化大,白天和晚上相差六七度,山下和山上相差十几度,并提醒首长记得及时加衣服。
    从这一刻到接下来的20多天里,生活管理员杨基友没有离开过这栋房子,尽职尽责的工作让首长和夫人非常满意。


麻将桌上的常胜将军


    邓小平在庐山开会期间,生活上有 “ 四不 ” 和 “ 三爱 ” 的显著特点,即不喝酒、不跳舞、不吃甜食、不抽烟。 “ 三爱 ” 即爱看书、爱吃辣椒、爱打麻将。
    他在庐山时期的生活规律是:上午8点30至9点早餐,然后办公,除杨基友外别的工作人员不能进去,但杨基友从来没在他工作时进去过。下午在庐林别墅开会。会议结束时秘书就会打电话过来通知烧饭,人一回来饭菜也就上桌了。常来邓小平处的首长有罗瑞卿、陶铸、李富春、柯庆施等,罗瑞卿经常在这里吃饭。吃过饭后就开始娱乐,有桥牌和麻将两种,麻将打得较多。
   他们打麻将每一局的输赢都记账,几圈之后,输了的下场看,看牌的接上去打。麻将桌上邓小平常常稳坐 “ 钓鱼台 ” ,稳操胜券不下场。难怪他说,打麻将能使人思维敏锐,反应灵活。
   常常到夜里11时左右,卓琳就会让厨房准备一碗面条当夜宵,给大个子的罗瑞卿另加一小碗红烧肉,另几个嗜辣者碗里放点辣椒。


三条大计一致通过


    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来被称为历史上的 “ 第二次庐山会议 ” ,可见这次会议对国家历史的重要性。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由邓小平主持,李富春、薄一波具体组织,在深入调查研究、吸取工业企业各类人员意见的基础上制订的,是当时整顿工业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的一个重要文件。它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 “ 大跃进 ” 以来,我们党在领导工业企业方面的经验教训, 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认真总结了在知识分子政策上 “ 左 ” 的错误和社会活动过多、生产劳动过多、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影响等教训,制定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此条例由教育部草拟,1961年7月,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会议进行了讨论、修改,这次的庐山会议进行讨论并正式定稿。
    会议期间,邓小平和卓琳及女儿邓楠每顿只有四菜一汤,而且以素菜为主邓楠在父母上山一星期后,也上来养病 。卓琳还来到厨房让厨师不要将老黄菜叶丢掉,教他们用开水泡泡,放点盐和辣椒,早晨就着吃稀饭。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作为邓小平机要秘书的卓琳深感不安,一天在饭桌上,卓琳就问起粮食问题的讨论情况。 邓小平说,快了,讨论完工业问题就讨论粮食问题,这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的大问题,吃完饭,我就起草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提纲。
    第二天上午,邓小平开会去了。杨基友来到他房间检查灯具,在办公桌上看到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着 “ 粮食指标只能退到长江,不能退过黄河 ” 的重要批示,表明了他既反对当时粮食产量虚报的做法,又希望农民多产粮食的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20多天的会议很快就过去了,3个文件获一致通过。临走的时候,卓琳将杨基友叫过去将这些天来的伙食费和洗衣费都算好账,然后付了钱取了发票。她还到厨房里和工作人员告别,并邀请杨基友有机会去北京玩。
    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相机,没能拍下与这位伟人的合影。40多年过去了,现在71岁的杨基友只能凭着记忆回想当年那位朴实随和、可亲可敬的老首长了。(浔阳晚报   记者 : 周跃喜)


 


揭秘:哪些人有资格和胡耀邦一块打麻将?


 


核心提示:他也会玩麻将,只在两种情况之下才可能来几圈。一是节假日老朋友相聚,二是中央开会期间,老战友如陶铸、曾希圣、张平化等约齐到关东店看望他,往往就摆摆“方阵”,尽兴而返。


1954年初春,我由中央团校调到团中央任胡耀邦的秘书,任职三年半,和他朝夕相处。


热爱青年创造性地开展青年团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究竟如何开展工作,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同志都做过多次指示。作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把手,耀邦同志做了大量调查研究,青年团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起来。耀邦工作有个特点,每次报告都要由他亲自主持起草,广泛听取意见,一定要把报告写得非常好。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会议,耀邦同志要在会议上发言,汇报青年团的工作,他非常重视,他和书记处起草小组成员多次议论研究,集思广益,最后形成初稿。他还不放心,两次亲自带了初稿向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胡绳征求意见,又让我去请《人民日报》邓拓、新华社吴冷西帮助审改,还请了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作了文字上的润色,最后送陆定一审定,这才放心了。耀邦同志那种对工作“极端负责、聚精会神、深思熟虑、一丝不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严谨工作作风贯穿了他的一生。


耀邦同志喜欢接近群众。1955年冬,他出差华东,此行最重要的日程,就是到江西看望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这年十月,青年团上海市委组织了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赴鄱阳湖畔开荒生产。耀邦同志下车后直奔“共青社”,鼓励队员们说:“现在,我们前进的路上还横着两条‘大河’,这就是愚昧和贫穷。同志们,我们一定要下决心闯过这两条‘大河’,也一定能闯过这两条‘大河’。”应垦荒队员们的要求,耀邦同志用山竹夹着棉花当毛笔,蘸着墨汁题写了“共青社”三个大字,直到皓月当空才依依不舍地向队员们道别。1956年夏季,耀邦同志又到黑龙江省萝北县看望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先乘火车,中途换乘铁路上自用的平板车,再改乘大卡车才到达。三天中,耀邦同志跟垦荒队员们座谈,参观了他们耕地、播种,亲自为他们拍照。队员们纷纷表示要将北大荒建成“北大仓”(粮仓)。


博览群书  好求甚解


耀邦同志学历不高,只在少年时代上过两年初中,不满15岁就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他毕生喜欢读书,且“好求甚解”。


1952年秋,我在中央团校工作时,校部请了中宣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同志给学员上大课。顺便写一笔,那时请中央高级领导同志给学员上课并不难,团校先后请了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陈绍禹讲法制建设问题,邓颖超同志讲《婚姻法》(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叶圣陶先生讲语法修辞,等等。当周扬同志讲到团员青年应当多多读书时,他说:“你们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就是一位喜爱读书、知识丰富的领导同志,他在延安时,就以好读书、读书多出了名。他不但读了大量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还读了许多文化知识和文学艺术作品。像中国四部古典文学名著,他就很熟悉。”


耀邦同志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总是反复学习的。他的书架上放有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955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新翻译出版的《列宁全集》开始面世,他就叮嘱我务必及时买全。他拿到手就立即学习,买一卷就读一卷,决不拖延耽搁。第二年,新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开始出版,也是出一卷就买一卷,买一卷他就读一卷,如饥似渴、夜以继日地读。


他爱读文史书籍,买不到二十四史,就托人从中国青年出版社借来一套开明书店影印出版的《二十五史》,放在手头抽空就读。


1955年国庆前后,香港出版了唐人的著作《金陵春梦》。此书当时在内地的一般书店里买不到,只在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中流传。耀邦同志借了一套来,这套总计160多万字的大部头,他也就是用了个把星期晚上时间看完了。


耀邦看书,喜欢琢磨研究,他说,《列宁全集》中既有大部头著作,也有中短篇文章。而数量占相当多的是那些书信、电报、摘记、批示、命令等等。这些文献内容简短,语言犀利,往往涉及革命斗争中的重大问题,行文是“急就章”风格,本人未作多的修改,也没有经过别人加工,保留了“原始”风貌。这部分不能小看,它反映了十月革命期间,在那样紧张激烈、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列宁是如何领导党和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克敌制胜的。而《斯大林全集》里的文章,一般都写得很漂亮,文字有华彩,逻辑也严密,看得出来是经过“秀才”加工的。


耀邦同志读书还有个习惯,“好求甚解”,绝不强不知以为知。


1954年,团中央召开一个小型农村青年工作座谈会,请了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讲话。邓老在讲话中说到治理黄河、淮河等水利建设问题,说这是农村青年施展身手、实现抱负的大舞台。他对此寄予厚望:一定要在他们这一代手中,把黄、淮治理好。否则,他引用一句古语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散会回来的路上,耀邦同志问我:“邓老刚才讲的那句话,你懂不懂,是谁说的?在什么书上?”我回答“意思懂得,是谁说的,出自何书,都不知道。”“你回去后查查,把答案告诉我。”他叮咛道。我到北京图书馆,花了大半天工夫才查出来,答案见《左传·襄公八年》引古逸诗。我立即向他汇报,他有点惊诧地说:“左丘明如果活着,都两千多岁了。他引的古逸诗的年代当更为久远。可见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怎样的源远流长啊!更可见黄河的水患为害又有多少年了!”他说:一定要照邓老说的,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一定要把黄河治好,把淮河和其他“害河”治好!也一定能治好!他还说:“一句古话,听不懂,这是常事,要放过也就过去了,可是一查,就查出这么多学问来了。”


这年,印度尼赫鲁总理应邀访华。访问结束前夕,毛主席在新侨饭店为他举行送别宴会、耀邦同志出席了这次宴会。宴罢归来,他递给我一张小条,上面记着“暗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他告诉我:“毛主席在致词中讲,‘中国有位古人说过’,往下就是这句话,谁讲的他没指明,你晓得不?”我答:“是南朝梁·江淹《别赋》中的文句。不过,这里的‘暗’应为‘黯’,‘消魂’应写作‘销魂”。”“啊,对了,就是‘江郎才尽’那个人吧?这回可记住了!”此时,耀邦同志简直就像中学生解答了一道难题那样,得到了莫大的乐趣。


生活简朴  不求闻达


耀邦同志生活简朴,日常生活他从无所求。1955年,团中央决定耀邦和胡克实两位书记及佘世光同志迁往关东店胡同(“文革”中改为富强胡同,沿用到今)20号。按规定给他配了厨师。耀邦同志有时陪母亲、岳母两位老太太吃饭,有时单独用餐,用托盘搁在办公桌或茶几上,边看书报边吃饭。零食呢?我见到的他只喜欢吃点葵花籽儿。至于穿着,我未曾见他买过或做过新衣服。


耀邦同志和其他许多老革命一样,从来是手不沾钱。他每个月的工资,都是财务处的同志送到关东店来,由我代为签收,李昭同志也将她工资的三分之二交我,一并入账保管。一应家用开支,都从我这里取钱。他的衣袋里从来不装钞票,只带香烟。


至于“行”,耀邦同志来团中央的第一辆专车,是从前任冯文彬同志那里移交过来的一辆美造“别克”,而冯也是接用的旧车,这辆专车之旧,可想而知了。1954年,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谢列平赠送了一辆吉姆牌小车,他这才换了车。


耀邦同志极少有放松的时候。他会下象棋,如有适当对手,偶尔对弈一盘。他也会玩麻将,只在两种情况之下才可能来几圈。一是节假日老朋友相聚,二是中央开会期间,老战友如陶铸、曾希圣、张平化等约齐到关东店看望他,往往就摆摆“方阵”,尽兴而返。


19569月下旬,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耀邦同志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开始时,每次散会回家,都是喜形于色。可是到会议后期,进门后什么也不说,表情严肃。进办公室后,就伏在案上写,写完后亲自抄好,装进公文包,第二天去开会时一起带走。大会闭幕后公布了新选举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耀邦同志当选中央委员,我们向他表示祝贺。他却依然表情严肃,心事重重地说:“不少省委书记,中央的部长,部队的将军,他们的水平比我高,功劳比我大,资格比我老,但还只是候补中委。我向中央和毛主席写了几次信,请求无论如何不能安排我为中委;如果工作需要,安排个候补中委就足够了。但没有被采纳,我心情很难平静啊!”后来还听说,当选候补中委的邓拓同志,事先也向中央、毛主席写了“请辞报告”,但中央也没有同意。耀邦同志对邓拓很是尊敬和佩服,他给邓拓写信时,总称之为“邓大师”。


尊重人  团结人  爱护人  关心人


给耀邦同志当秘书三年多,我突出的感觉是,他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胸无城府,谦逊宽和。


1955年,我母亲从长沙来到北京,被安排住在关东店1号院内。我告诉母亲:那头住了两位湖南老太太(指耀邦同志的母亲和岳母)。两位老太太也欢迎我母亲去坐坐。这样,三位湖南老乡相聚了,叙乡情、拉家常,很快就变得熟悉了,有时,周末晚上还一同到团中央礼堂去看电影。耀邦、李昭同志对我母亲关心和照顾,我下放劳动期间,逢年过节,李昭同志还派人给我母亲送来肉菜食物等。其时我母亲已迁离关东店。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共青团中央被定性“修透了”,第一书记胡耀邦被诬为“三反分子”。1969年开办“五七干校”,把以原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为首的书记处的十来位书记和团中央机关及各直属单位共一千多人,“一锅端”到了河南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我听说他秋收打场时,同其他人一样,扛着装满稻谷的麻袋包入库,我想他那瘦小的个儿,又是五十多岁的人,能扛得动吗?但是有人说,“他干得挺像样儿、干得挺欢哩。”


一日,耀邦同志来到七连,偶然间我们在路边相遇,他问我母亲来干校没有,我答来了,他又问住在哪里。后来母亲告诉我,耀邦同志特意去看过她,还问了她和周师母好,也问了“周同志好”!周师母是出版社资深老编辑周振甫的夫人,大家习惯称她周师母。“周同志”当然是指周振甫了。对周振甫,耀邦同志是知道的。1953年,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合并组成中国青年出版社,胡耀邦被推举为董事会首席常务董事,所以他知道周振甫其人。有时提到,尊称为周先生,在“五七干校”自然不便这样称呼了。


耀邦同志逝世已15年了。这位一心一意为民、为党、为国奋斗不息、鞠躬尽瘁,将共产主义道德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集合于一身的当代中国伟人,借用太史公一句赞语:“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来源:《炎黄春秋》2004年第3 作者:曹治雄 原标题:我给胡耀邦当秘书 转自: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14738/14754/21862/24054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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